三十年前的中国旅行
文/李跃中
回顾我的第一次旅行是在28年前，也就是1979年，由唐山步行走到杭州。这之前的1978年，我在唐山市路南区五金工具厂干了一年临时工，搬砖和泥，而且在工作中我是最踏踏实实，最肯卖力气的一个，每月三十多元工资，一年下来，积攒了80元人民币，以这笔资金，两个多月，一路游览了泰山、孔子和孟子的故乡、南京、扬州、镇江、宜兴三绝洞、无锡、苏州、上海、杭州等地。那个年代，还没有几个人真正意义上的出门旅游，那时景点上有限的游人，多是出公差的人们，花公家的差旅费，顺便一游。他们出门要持有本单位介绍信，大概写法是：
兹介绍我单位某某某与某某某两位同志到某某地某某单位某某公干，望有关部门予以接洽。
致以革命的敬礼！
某单位 日期 公章
如果没有这种介绍信，旅行几乎是非法的，旅馆肯定不接待。
1982年我自行车游中国时到过山西介休县，到县政府文物部门咨询介山（当年介之推曾背负母亲被烧死在那里，为纪念他们，后来有了寒食节）的位置，里面两个人摇头晃脑说前几天一个美国人去参观了介山，向我吹嘘他们如何向那位美国洋大人献了殷勤，而且为此骄傲、自豪的不得了，转而问我：你有什么手续没有？如果没有手续，我们不告诉你介山在哪儿；如果没有手续，我们不予接待。二位所说的“手续”，就是前面提到的“介绍信”。
我唐山至杭州的徒步旅行途中，因为没有这种介绍信，经常和警察发生冲突。第一次是在苏州。那次我在火车站候车室过夜，因为没有介绍信被带到候车室里的车站派出所。警察恶狠狠地说：“把你身上的钱和所有东西都掏出来！”“我没有向你报告我私有财产的义务”，我回答。结果被暴打了一顿，为了表示他们所作所为的正确性，他们走马灯般轮番到候车室里把男男女女的旅客带来，全身搜查，大声哈斥，男人甚至连三角裤也要扯下来。警察们一面肆意地羞辱那些百姓，一面频频用眼光看我，好像在说：看吧，这就是我们正常的工作。我怒不可遏，大声斥责他们：“如果你们是日本鬼子，你们这样做或许有道理，如果你们是中国人的败类，作了和日本鬼子同样的事情，羞辱中国老百姓，羞辱你们的衣食父母，你应该感到羞耻，我们老百姓的人格，不许你随便怀疑，我们老百姓的尊严，也不许你们亵渎，我要到法院去控告你们的法西斯暴行！”第二天早晨所长来了，指着我的鼻子说：“当年我讲法律的时候，你还光屁股呢！”我说：“如果你们稍稍懂得一点法律，没有天良丧尽的话，即使你不穿裤子，我也会认为你还懂得羞耻二字。”
当天我去了法院，第一家法院告诉我车站派出所不在他们管辖范围；我去了第二家，两家一个叫延安区法院，一个叫红旗区法院，记不清是哪一家了，第二家法院告诉我：警察的事情他们不能管，派出所的事情他们不能管，这、这当时不亚赛当头一记闷棍，打得我头昏脑胀，半日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记得文化大革命高中时，我们唐山十中一位姓齐的老年女教师，嗓门儿特别高，在政治课上对我们拉着长声说：美国的法律不好，美国的法律只重动机，不重结果；法国的法律不好，法国的法律只重结果不重动机；我们中国的法律最好，动机和结果相结合。后来我又到了公安局、市政府等有关部门，当然没人管。当时我年未满22，热血青年，豪情壮志，报国怀抱，无奈之余写下了“愧无双手缚鸡力，自许侠儿是丈夫”的句子。
临要离开苏州的时候，终觉我应该为了人民的利益去抗争的事情还没有办妥而感到惭愧，当时写下了一诗，其中一首是：
姑苏亭榭正低昂，花前笑痛新痂伤。
临行如有不舍意，回首东风一断肠。
两年之后做生意又去过一次苏州，几个警察认出我来，拽进去又打了我一顿。当时屋里一位十六、七岁漂亮的小姑娘，见到我的反抗，也不甘寂寞，与警察据理力争，吵作一团。从他们争吵话语间，可以听得出来，小姑娘离家出走，身上被搜出《少女的心》手抄本，那是文革十年禁锢后，一本描写少女初涉性事感受的小玩意儿，流传颇广。几个警察从头天晚上到第二天清晨，轮番阅读，警察们碰触了小姑娘的乳房，在小姑娘的胳膊、手和身上又摸又捏又掐，还打了小姑娘的耳光。见小姑娘在我面前揭了他们的底，两名壮硕的男警察，老鹰抓小鸡般将姑娘拽到别的房间。
到上海后，一天早晨，我在虹口公园游览时被警察抓到虹口区公安局。一个满脸横肉的老家伙火对我吼：不许你旅游，你旅什么游？你必须马上回家！不然我们就不放你走！我与他争辩，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个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虹口公园是中国人与狗都不得进入的日本租借地吗？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鬼子？
他们将我锁在一个小黑屋里一整天，天黑后稀里糊涂放我出去时还对我背影喊一声“你必须马上回家！”白白耽误我一天美好时光。
由杭州北还，快到家，路至沧州。沧州北行9公里有一兴济小镇，那段路我沿铁路而行。当我走过一座铁路桥之后，几个解放军士兵站出来，说这桥不可以过。我说那你们应该在上桥之前阻止我，或者在桥头写上一个牌子。稍后他们将连长叫来，我对连长说：如果我是连长的话，我认为这是守桥军人非常严重的失职，这儿的班长（我观察是一个班的兵力）应该受到严厉批评，或者关禁闭，或者是处分。当兵的齐声高喊，我们并没有打你呀？我说：“我也没有打你们呀？话说回来，你们凭什么可以打我呢？请问这位连长，你们是那一部分？你们是解放军还是中央军？你们是共产党的军队还是国民党的军队？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还是人民的公敌？如果我是你们的营长，我也要处分你这连长，因为你没有教导他们懂得解放军是鱼，老百姓是水，有这样失职和糊涂的士兵，必然有同样的连长。”当兵的说那我们把你送到警察那儿去，“看警察打你不打你”。解放军同志们把我押送到兴济火车站派出所，当着解放军的面，警察把我打昏在地。第二天，警察说：“你死也不能死在这里，”把我背上火车，背下火车，扔在唐山闹市的马路边上，众目睽睽之下，扬长而去。
我的人生第一次徒步旅行就这样结束。
1979年夏至1980年末，我在唐山市橡胶厂干临时工，烧锅炉，又脏又累，工资也稍高一点，每月五、六十元。那时国家开始鼓励个体户做生意，我以一年半临时工积攒下的200元为本钱，干起了个体户。唐山市老城区小山附近天桥下自然形成一个市场，熙熙攘攘的，但只要听得有人喊一声：“工商局的来啦！”卖货人便跑个精光，每天这样一惊一乍的都要发生好几次。后来有人就问我说，工商局的来了，你怎么不跑呀？这时他们才知道，原来我有一个牌照，整个市场也只我一人有那玩意儿，后来卖货的每人也都启了个牌照。
说实话，那时在市场做买卖的多是些小混混，正经人多追求正式的工作，我的一些朋友在街上见到我时绕着走，怕我难为情。
一直以来我为我那段摆摊儿做生意的经历而感到自豪的是，我卖货从不讨价还价，我认为不同的人，以不同的价格，在我这儿买走相同的商品，那样做事不公平，不公正，与我的做人之道相悖。明码标价，并写上“退货不需要申明理由。”别人做生意多是搞竞争，压价格，我总能保持独行的生意，在当时的市场上算是佼佼者。当然也不是一帆风顺，一次工商局把我的牌照扣了起来，说我不可以从外地进货。
从古到今，国内国外，商人就是要各地之间，互通有无，从中牟利；国家经济，需要如此；消费者利益，也需要如此。工商局说：“各地互通有无，由国营商业来做。”
“这就象打日本，不单是中央军可以打，八路军也可以打，全国老百姓，谁打谁光荣！国家经济利益所在，消费者利益所在，我们个体商业工作者利益所在，当仁不让。”“如果你到这里去上货，他到那里去上货，我们工商局怎么管理？”
“你在本末倒置。在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我们个体商业工作者利益和古往今来的惯例面前，你们的想法简直……”我不愿用“荒谬”这个措辞，我说“令人难以接受吧。在你们看来，是不是关闭市场对你们最有利？”
最后我提出两点要求，第一，如果你们不允许我到外地进货，那你必须有国家相应的政策条文。而我不相信国家会有这样的政策。第二，如果你拿不出相应的政策条文，你能说出道理也可以，既然现在你说不出道理，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它如何如何与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相悖。
他们说不出道理，也不还给我牌照，最后还动了手，他们打电话报警，唐山市路南区公安局来了人，工商局说我如何如何打了他们，警察批评他们不该先动手，而且他们人多。
两个多月以后他们才把牌照还给我，还我之前他们先派一人给我透底说：“你看市场上每个个体户全都从外地进货，为什么工商局偏偏管你一个人呢？你买几盒烟，到里面说几句客气话，认个错，牌照就还你了。你写多少上诉信都没用，信最后全都转回到我们这里。”真没有说理的地方！看来阿布格来布监狱虐囚事件，人们把矛头指向布什是正确的。
摆摊小卖一年另三个月，收手后家中一个月时间整理资料，地图上确定旅行路线，买一辆永久轻便自行车、二手海鸥相机、三角架、望远镜、吊床等物品，1982年4月3日出发，1983年5月26日结束，游览了大者包括五岳、四大佛山、三大石窟（之二）、黄山、天台山、雁荡山、武当山、天柱山、丹霞山、武夷山、桂林、黄果树、大理、三亚、三峡等等；小者包括介山、豫让桥、六尺巷……二万五千公里，涉及国内21个省、市、自治区。
当然，路上又和警察发生过多次冲突。82年9月的一天晚上，浙江省镇海县的一个小镇里，遇到一群十几个小伙子，像是打狼的，要求我跟他们到派出所去。“你们是干什么的？把证件拿出来。什么，没有证件？你们看哪儿好玩儿就去玩儿一玩儿，别在这儿捣乱。我还要带你们去北京中国公安部走一趟呢，如果你们愿意，现在就可以排好队，跟在我自行车后面跑步走。”后来他们连拖带拽，把我连人带车弄到派出所，屋里出来一位四十来岁，瘦瘦的矮个子男人，可能是这儿的头儿，睡眼惺忪，只穿了一件三角裤，那三角裤也真小的可怜，那话儿毛烘烘地百分之八十露在外面。别看他人长得瘦小，嗓门儿可大，一拍桌子，“你斯干什么大”！直如半天里打了一个霹雳，我赶紧用双手捂住耳朵，然后老老实实交待一番。穿三角裤的人走了。当时屋里有二十来人，全都年纪轻轻，这是文革后期一种特有的组织，由派出所招来，每人一天一块钱，在街上晃来晃去的，没有证件，也没人敢惹，叫做治安联防队。后边儿又进来一个十五六岁、拉里邋遢的毛孩儿，肩膀上衣服扯开一道大口子，左脸上一块大疤，进来先是愣了一下，端详一番桌上被翻弄得乱七八糟我的囊中物，目光最后落在了我这唯一的陌生人身上，慢慢靠近，“你斯干什么大！”我连忙双手掩耳不迭，然后老老实实交待一番。第三人进来，我又要双手掩耳，然后交待一番。第四人进来，我要求他声音低一些，实在是聒耳朵，不能达成共识，我也就不理他们了，第五、六、七、八、N位类推。
第二天，我被五花大绑，先乘了一段公共汽车，然后步行，镇海县闹市区招摇而过，被押赴公安局收容所，所长（大概姓司）先打了我几下，然后义愤填膺地说：“如果中国人都像你一样旅游起来？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我回答“如果中国人都像你一样当起警察来，中国会更糟糕！”他们用手铐将我的双手燕飞式高高的反铐在铁窗楞上，用电警棍在我头上、手上电了我47次，算是发泄了对我这旅游罪人的阶级义愤。
牢房里我要求把我自己劳动所得果实放到嘴里去的权利――到餐馆用餐，所长不允许。饿了四天之后，被送到医院输液抢救。乘我输液之后苏醒过来，马上从牢房被赶到了大街上。所长说：“我们不知道你是好人坏人，所以把你关在这里，我们给唐山去了电报，没有回音，所以你走吧。”看来这位所长大街上可以抓任何人，只要他认为不知道你是好人坏人就可以；等到调查没有结果，真的搞不清了就放人。
明知不会有结果，走过场我去了镇海县检察院，作了笔录，然后离开在外游荡了一个月，然后返回镇海县检察院，果然他们什么都没做，他们什么也不想做。按计划我来到普陀山，那里有一个舍身崖，我想在那儿设计一个投海自杀的假现场。因为我屡屡受到警察的迫害无处讲理，如果我死了，我想看一看从上到下的法律部门，到底有没有一两个良知未泯。但实地考察了普陀山舍身崖，觉得不太理想，如果真在那里有人投了海，在附近海域应该能找到尸体，经过一番思考，假现场改在上海滩的黄浦江。绝命书中写道：服毒投江，顺水势“前面是东海大陆架，再往前就是世界最大的水域――太平洋，堪男子之死所。那些水晶宫的使者，自由的精灵，她们将带我遨游四大洋”。还附上一首狱中谱写的歌曲：
“如果我的头能够换自由，那就把它抛出去，何必再挽留；如果我的血能浇开自由花，那就把它泼出去……。”
当时没有复印机，用复写纸我四遍抄写了20分相同的绝命书，分别寄给了相关的县、市、省和国家的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人大、《人民日报》等单位。最后只有《人民日报》给镇海县去了一封信，丧尽天良的镇海县公安局以为我真的死了，以为死无对证了，给我家盖着血红大印的信中说：我虽然手被绑着，但用脚踢民警，所以警察才使用了电警棍；我被放出来时，他们送给了我钱和粮票。并且已经给予了当事人严厉的党纪处分。当我旅行结束后，他们说正在准备给予当事人严厉的党纪处分；再晚一些，镇海县检察院信中说免予处分。当即我给镇海县检察院回了封信，说我要在全世界各国作一个调查，按各国法律，我所遇到的镇海县罪犯警察，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法律制裁。看来当年秦香莲一句“官官相护”对包拯，也只是对包拯如五雷轰顶，对芸芸百官，不过耳畔清风。当时我正在计划我的环球旅行。其实在我环球旅行的途中，要做这项调查很容易，只要拜访一下各国最大的媒体，或许那里可以在法庭上，进行原告、法官、律师出庭，被告缺席的模拟审判。
1991年底我初次出国到达保加利亚，见到很多人到处在对外国人倾诉着他们的不幸遭遇，在拙作《美国餐馆打工记》中也有所描述。保加利亚虽然没有“政治庇护”，但对着中国人一副可怜兮兮的神态，我常听到外国人说：“你们那里怎么会是这样？你们那里为什么会这样？”在这样的外国人提问面前，中国人往往越加显得猥琐。刚一出国，我几乎是立刻放弃了世界调查的计划，我喜欢对外人说中国是文明古国……我就怕人家反问我：为什么你们中国的警察不允许你旅游？为什么那样的警察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就怕人家这样反问我，讲不得一个“投鼠忌器”，丢不起人。总觉得话还没有说透，好像也说不透，到底是镇海县公安大员们和检察官大员们抑或其他大员应该感觉丢人，还是我去作那项世界调查丢不起人，至今我心中依然矛盾重重。
由于在保加利亚我经常阻止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说三道四，华人圈儿一些人对我颇有微词，甚至有人猜测我在国内是贪官污吏，享受了那里的社会制度，到了外面还要挺身捍卫。保加利亚很多人尊敬我的理由之一就是我热爱自己的祖国。（见博文拙作《大使馆》和《千里香饭店》）
出国之前中国已经有了律师，一天路过，见唐山广场对面牌匾大书第二律师事务所，便走了进去，对人讲了浙江镇海的经过。那位律师老先生拍案而起，痛斥我怎么可以说到警察用“罪犯”这个措辞。另一张桌儿上的一位律师老太太把我叫过去，劝我调整心态，不要钻牛角尖，国民党时期至今，这方面变化不大。临走时，那位律师老先生犹然对我愤愤未平。
我82年自行车游中国的故事还没讲完，上面是一段插曲，现在言归正传。
83年5月初，我由海南岛方面北归至山东泰安市。我旅行的路上，每当我钱花光的时候，给家里发一封电报，写汇款至“某省、某市（县）、某邮局留交李跃中收”，那样就可以在邮局领取汇款。几天前我发了电报，要家里将钱寄到泰安市邮局，在此等到了第三天，钱还是没到。那天下午我正在街上闲逛，一位衣着体面的年轻妇女来到面前，突然对我说：“大哥，我是哈尔滨人，被人掏了包，没钱回家，……”“我听你口音就知道你不是哈尔滨那嘎瘩银”，那女人一听转身就走。我连忙高喊留步，告诉她我现在山穷水尽，希望她能帮我往家中发一封电报，若钱到达，以两倍或三倍奉还。但无论如何她都不相信，她说：“我骗不了你也就算了，你也休想骗我。”
晚饭后我只剩下了两毛钱，思考一番，最后去了泰安市公安局。那儿院子里有一群人，我说明了来意，请求能否为我家中发一封电报，或者电话联系一下我家管境派出所。一位身材魁梧，相貌凶恶的老警察晃晃悠悠站起身来教训我说：“做人应该有尺度，一个年轻人出去旅游一下可以，但怎么可以一旅游就旅游一年多呢？做人应该有尺度嘛！”
“做人是应该有尺度，但鲲鹏的尺度是九万里，麻雀的尺度是二十尺，他们没有相互指责的必要。我们做人的尺度大概不同，但应该互相包容。”
理所当然，我被赶出了大门。
第二天早晨在餐馆里，小碗豆浆二分钱，大碗豆浆三分钱，油条一两粮票五分钱；我买了一大碗豆浆，三根油条，共计一毛八分钱，还剩下二分。刚刚坐下，只见十来岁久闯江湖一位丐帮弟子，双目炯炯向我奔来，我迅速掏出二分钱――我那全部的家当，把手伸得长长，递了过去。
天可怜见，那天我找到了我的汇款。也许我这另类的汇款这儿没有受理过，他们没有把它放在应该放的前厅柜台，而是放在了邮局行政大院儿，负责收发报纸信件，兼作门房，当年叫做“传达室”的地方。
……
今年――2007年6月，我到朝鲜大使馆申请旅游签证，那里只可以随团旅行。在我的努力下，朝鲜使馆放了活口，说只要我在中国外交部开来介绍信，他们可以发给我旅游签证，并且可以骑自行车游历朝鲜。6月12日，我来到外交部接待处说明来意，接待人员给我内部领事司电话号码63500，领事司推荐我第二个电话号码63758，然后是三、63070，四、63069，五、63070，六、63073，七、63072，八、62100，然后又回到了领事司，领事司又把我推到了外面的九、65889906。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这九个部门相互推诿，但没有人说“不”，中国在进步。
记得1982年自行车游中国之前，我到唐山市政府要求出具介绍信，他们把我推到路南区政府。区政府以这种介绍信以前没开过为理由拒绝，最后说出了“难道我们唐山市、路南区政府是为你们家开的吗？”
今年6月13日至7月16日，我以布衣人身份四次上书外交部杨洁篪部长，直至得到否定的答复。虽然我个人认为他们的思维不够开放，有些禁锢，但领事司答复人语言礼貌，态度和蔼，时不时对我说一声感谢。中国在进步。
快速留言]从进步上讲，中国也日益开放（我还等着能自由国外旅行的日子呢）。李跃中大侠跟警察的过招，在今天看来还算幸运，至少不像大学生孙志刚被打死在收容所中，也没有像深圳八旬老人散步时被收容遣送到莫名其妙之处，也没有像很多无钱认领到农民那样被“转让”到黑农场采石场做苦力，幸好也不是女子，在收容所男女混居的房间中被强奸，轮奸；或被人冒领惨遭凌辱。
我一直奇怪什么东西驱动他不停的前进前进前进进？
哈哈，就是从他博客上专载的。我觉得，并不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只是走上了不归路，就在也回不去了。俗称，上了贼船。
原来还没开始，呵呵
后来想了一下，为什么现在还有看似那么不现实的地方。。。其实也许中上层感觉不到，底层人生活仍然是很痛苦的，祖国确实不是穷人的祖国，这一点比印度差得远了
流浪？流浪，
曾经的行囊，
昏黄的路灯，
相依的桥柱……
帆已经收起来了，远航的梦经常做，我在寻找舵。
不要吓我，原来收容所是这种地方。。。
不知道了吧，随便上网搜搜，“广州收容所”一类的词，作好心理准备……
幸好我从未打算过去广州
去也没关系，再推荐一个：安全经过广州火车站攻略……百度一下，两万多篇。我还准备找个时间去看看呢，呵呵
广州只是一个典型了，很多地方也不强多少的，我国历史都是以民为愚，引入以民为主时间太短
愚民历史悠久，德先生犹如昙花一现
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