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季节更替的这些神话解释，其根本缺陷在于可以随意做出巨大改动。这些神话容易被改写的原因是，它们的细节与现象本身的细节根本没有关系。当理论像我所说的那样容易改变时，实验检验对于纠正错误几乎毫无用处。我称这些理论为坏解释。

追求好解释所带来的价值观，包括容忍异见、对变化持开放态度、怀疑教条主义和权威，以及从个人和整个文化的角度都渴求进步，催生了一整套政治、道德、经济和思想文化，大致就是现在被称为“西方”的那一部分。

只有在一个理论是好解释——很难改变——的时候，它是否可检验才有意义。坏解释不管是否可检验，都一样无用。

一个解释成为坏解释的常见方式之一，就是带有多余的特征或随意性。

说我们真正观察了某种给定的事物，意思都是我们对这一事物准确地赋予了证据（最终都是我们脑子里的证据）。

我们对什么东西都不是直接观察的。所有的观察都是理论负载的。同样地，每当我们犯错，它都是对某种事物的解释里的错误

反人类中心主义越来越被提升到普适法则的地位，它有时被称为“平庸原则”，其主张是：人类（在宇宙万物中）完全不重要。人类“只是一个典型星系外缘绕着一颗典型恒星运转的一颗典型行星上的一堆化学渣滓”。

能够创造和运用解释性知识，使人获得了一种改变自然的能力，这种能力不像其他所有的适应性那样从根本上受狭隘因素限制，而仅受普遍规律限制。这就是解释性理论——以及人在宇宙层面上的重要性。

人类唯一特别重要的事物（不管是在宇宙万物之中，还是按任何其他理性的人类标尺），是我们创造新解释的能力。人类的延伸范围本质上与解释性知识本身的延伸范围相同。

大陆启蒙运动认识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没有认识到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英国启蒙运动对这两点都认识到了。大陆启蒙运动渴望完美状态，结果导致了思想上的教条主义、政治暴力和新形式的暴政；英国启蒙运动是逐渐发展的，并且了解人类容易出错的特性，它渴望着不会扼杀逐步持续的变化的制度，还热衷于前途无量的微小改善

“汗水”阶段总是可以自动化的。

人并非由环境“支持”，而是通过创造知识来自我支持

生物适应性的进化与人类知识的创造有着深远的相似之处，但也存在重大差异。主要的相似之处是：基因和思想观念都是复制因子，知识和适应性都很难改变。主要差异是：人类知识可以是解释性的，并有着广阔的延伸范围；适应性不具备解释性，延伸范围很少超出它进化时所处的环境。

对同一现象有着不同突现层次上的多个解释，其中并无矛盾。认为微观物理学的解释比突现的解释更加基本，是武断而且错误的。

还原论和整体论都是错误的。在现实中，各种解释不会组成以最低层次为最基本解释的等级体系。

之所以不存在通用模拟计算机，是因为需要纠错。如果没有纠错，所有的信息处理乃至所有的知识创造都必定是有限的。纠错是无穷的开始。

由于纠错必不可少，所有向通用性的跳转都发生在数字化系统中。这就是为什么口头语言用一套有限的基础音来构词。

如果把遗传密码当作一种描述生物体的语言，它表现出了惊人的延伸

如果你不能编出程序来实现它，那就是没有理解它。

图灵测试要求裁判在不解释人工智能应当怎样运作的情况下做出结论。但是在现实中，判断某种东西是不是真正的人工智能，永远取决于有关人工智能怎样运作的解释。

如果是设计者创造了这些知识，那这个程序就不是人工智能。如果是程序自己创造了知识，那它就是人工智能。如果程序确实在思考，那么它在这种谈话的过程中会以无数不可预测的方式之一解释自身。

人工智能会通过一次向通用性的跳转来实现，从某种威力小得多的东西开始。相反，不完美地模仿人类的能力，或是执行特殊功能的能力，不是通用性的一种形式。

进化出来描述细菌的DNA代码，其延伸范围为什么大到足以描述恐龙和人类。

无穷回归：这不是因为它无法解释一切（没有理论可以解释一切），而是它因为最终没能解释的东西完全就是它一开始声称能够解释的东西。

数学的无穷和物理的无穷：他的错误在于把数学上的抽象属性与相同名称的物理属性搞混了。因为有可能证明与这个数学属性有关的定理，而它们是绝对必然真理，人就容易被误导认为，自己掌握了关于物理规律如何决定物理属性的先验知识。

数学的特点在于它对证明的运用，正如科学的特点在于它对实验检验的运用。

无穷（数学意义上的）——如果一个集合能与自身的一部分一一对应，它就是无穷的。无穷（物理意义上的）——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其含义类似于“比任何在原则上可由体验囊括的事物更大”的某种东西。

在观察者有无穷多个相同副本的地方（例如多重宇宙中），概率和比例并无意义，除非这些副本总体上拥有一个结构，而该结构服从那些赋予这些概念以意义的物理规律。

观察是理论负载的。仅凭一个实验上的奇怪现象，我们无法预测它的最终解释将仅仅是纠正一个不重要的狭隘假设还是对整个学科进行革新。我们只有在从新解释的角度看待它之后，才能弄清这一点。

乐观主义者说玻璃杯有一半是满的，而悲观主义者说有一半是空的”。这两种态度都不是我要谈的，它们不是哲学问题而是心理问题——更多的是“倾向性”而不是实质。

即将到来的人口增长比增幅更大的食品增长更容易预见，这不是因为预测人口增长在任何意义上更加可能实现，而仅仅是因为它所依赖的知识创造更少。

相当普遍的情况是，“自然灾害”与无知带来的灾害之间的区别并不大。

波普尔把他的基本问题“我们能怎样去检测和消除错误”用在政治哲学上，变成“我们怎样才能用非暴力手段摆脱坏政府”的形式。对政府体系的评价依据不应该是它们选择和任命好统治者、实施好政策的能力，而是它们把现有的坏统治者免职、把现有的坏政策废除的能力。

乐观主义原则所有的恶是知识不足造成的。悲观主义是不宽容并且墨守成规的。

雅典的民主不是因为“应当由人民做主”，而是因为它促进了“明智的行动”。民主涉及不断的讨论，这是发现正确答案的一个必要条件，而正确答案又是取得进步的必要条件。

雅典的价值观包括对建议持开放态度，宽容异议，对异议和接受的意见都进行批评。所以我想，斯巴达和我们之间的真正区别是，他们的道德教育命令他们使其最重要的思想观念免受批评。对建议不持开放态度。不批评特定的思想，比如他们的传统或关于众神的观念。不追求真理，因为他们声称已经真理在握。被维护免受批评的知识永远无法得到改进。

雅典最关注的是改进；而斯巴达只追求静止。批评神并不是对神不敬。

苏格拉底：去写下一些需要无休止地修补和改进的东西有什么意义？与其把我在特定时刻的误解永久记录下来，我宁可通过双向的辩论把它们展示给他人。

一个故事如果完全屈从于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动机，就不是真正的科幻小说，只是普通小说伪装成的科幻小说。

使无穷集的比例和平均值具有意义的方法，称为量度。一个熟悉的例子是，经典物理学对一条线上的点的无穷集赋予长度。

时间是一个纠缠现象，它把所有相同的钟表读数（经过准确调整的钟表的读数，或者用作钟表的任何对象的读数）放进同一个历史。

他们被我讲的关于他们的这个故事所选择。所有不违背物理规律的科幻小说都是事实。

物理世界是一个多重宇宙，其结构是由其中的信息如何流动来决定的。在多重宇宙的许多区域，信息以半自治的方式流动，这样的信息流称为历史，我们把其中一个历史称为我们的“宇宙”。

“坏哲学”指不仅本身错误还主动阻止其他知识增长的哲学。

哥本哈根诠释：这个理论的模糊性与批评豁免权，加上基础物理学的声望及其在人们眼中的权威性，为无数据称基于量子理论的伪科学和骗术打开了大门。它轻蔑地把普通的批评和理性视为“经典的”、故此不合理的，从而给那些想要拒绝理性、接受任何非理性思维方式的人予以无尽的安慰。结果，量子理论——物理学最深奥的发现——因支持几乎所有的神秘超自然学说而闻名。

“因为是我说的”​：坏解释的绝佳例子：第一，它可以用来“解释”任何事物。第二，它只强调问题的形式而不管实质：关注话是谁说的，而不是他们说了什么内容。这与追求真理背道而驰。第三，它把一个对真正解释（为什么这些事情是这样的？）的索求重新诠释成对确证（是什么让你有权断言事情是这样的？）的索求，后者是一种确证信念的妄想。第四，它混淆了不存在的思想权威与人类权威（权力），后者是坏的政治哲学经常走的一条路。第五，它通过这种方式要求免受正常的批评。

只要科学家们允许自己停止要求好解释，只考虑预测是否准确，他们容易自我欺骗。

几条公理虽然表面上合理，逻辑上却互相不一致。没有哪种途径能构想出满足全部5条公理的“人民的意愿”。没有“人民的意志”这回事。没有办法把“社会”当成有着自我一致的偏好的决策者。

“公平的选择”：一条显然很合理的规则导致一次分配与下一次分配之间发生了显然不合理的变化。这类变化实质上是随机的，源于舍入误差的变幻莫测，并非由任何偏见导致，并且长远来看会相互抵消。

不同的“公平”标准偏向于不同的分配规则，到底哪一种标准才是正确的，不能由数学来决定。

成比例代表体制给予第三大党这样不成比例的权力，对一个全部目的是按比例分配政治影响并理当以此为其道德合理性所在的体制来说，是一个极为尴尬的特征。

决策的核心是创造新的选项，摒弃或修改现有选项。合理的决策所包含的不是对证据进行权衡，而是在解释世界的过程中对证据进行解释

如果你对于公正的概念与逻辑或合理的需求冲突，那么它是不公正的。如果你对于合理的概念与一条数学定理（或者，在这种情况下是许多定理）冲突，那你的合理概念就是不合理的。

民主决策的实质不在于系统在选举过程中做出的选择，而在于在历次选举之间创造出的思想观念。有许多体制的功能是允许对这样的思想观念进行创造、检验、修改和舍弃，选举只是其中之一。

在新决策中把所有人偏爱的政策或其中一部分都包括进去，是毫无意义的。进步需要的是把经不起批评的观念排除掉，防止它们被巩固，并促进新观念的创造。

应对当前争议变得只是一种达成结果的手段。在民主体制中服从多数，目的应该是在未来接近一致，通过鼓励相关各方抛弃坏的思想观念、猜想更好的思想观念来达成。创造性地改变选项，允许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以不可行定理认为不可能的方式进行合作，并从根本上允许独立的头脑进行选择。

波普尔标准——良好的政治体制是使以下行动尽可能容易的体制：检测出统治者或政策是否错误，在它们确实错误时不使用暴力就将其去除。

知识都适应于使自身得到复制。适应性都是变异与选择交替进行的结果。

静态社会永远有着把孩子培养得丧失创造力和批评力的传统。在这样的社会里成长起来的人，获得了一套评价自身和他人的价值观，其效果实际上就是消除独特之处，仅仅寻求与构成社会的重要谜米保持一致。

生物进化只是一个序言，进化的主要情节是谜米的无限进化。

谜米复制只有两种基本策略：帮助预期的持有者，或者使持有者丧失批评能力

原始社会中的生活难受得无法想象。这些社会要么是静态的，仅仅通过消灭社会成员的创造性并瓦解其精神来生存；要么迅速失去其知识而解体，由暴力取而代。

创造力进化：复制人类谜米的是创造力；创造力在进化的过程中被用于复制谜米。换句话说，它被用来获取已存在的知识，而不是创造新知识。

自文明开始以来以及更早的时候，进步的主要机遇和主要障碍都仅仅由思想观念组成。它们是整个历史的决定性因素。

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哪种资源战略能够预防灾难，正如没有哪种政治体制能够只带来好领导和好政策，也没有一种科学方法能只带来正确理论。

在以上三种情况下，唯一合理的策略是根据它们的纠错能力来评价体制、资源和方法：废除坏政策，罢免坏领导，淘汰坏解释，从灾难中恢复过来。

假如我们从一开始就把理论称为“错误观念”，而不是在发现了新理论之后才把原来的理论称为错误观念，人们也许能更好地理解科学的本质。

当我们看到的事物总量达到现在的100万倍时，就会看到空间里存在着那些发生概率为百万分之一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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