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石刻 关林
2006.5.5

和西方一样，中国的英雄文化也诞生于混沌时期，盘古开天、夸父追日、三皇五帝的传说，都饱含英雄主义的浪漫色彩。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从诗歌到戏剧，从说唱到小说，无数个英雄的时代和时代的英雄，成为一代又一代人耳熟能详的名词。不过，由于滋生的文化土壤不同，中外英雄文化有着显著的差异。

在西方的英雄文化中，“天意”往往站在英雄的对立面，英雄则会通过自身不懈的抗争，一次又一次地挑战宿命，如希腊史诗中始终无法摆脱弑父娶母预言的俄狄浦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和英格兰中世纪徘徊于上流社会和林莽间，不断挑战自身命运的罗宾汉等。而在中国，“天意”往往降殃于百姓和万物，英雄则“奉天”行事，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孙悟空护送唐僧取经是顺应天意，水浒英雄造反也只能反贪官，不能反皇帝，因为皇帝是“天子”，是天意的代表。同样是宿命论，西方英雄文化的宿命里饱含着对命运的不屈；中国的英雄文化却富于一种东方特有的对命运的妥协和变通。

西方英雄是绝对个人中心的，他们虽然也讲义气、重朋友，却始终以自己的利益为最高利益。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不顾可能的后果，出于个人欲望强拐海伦。这个在西方人心目中无损英雄形象的小节，却是东方英雄文化所不能容忍的。在东方，英雄意味着比常人更严格地恪守道德规范，他们还必须属于集体――或者加入，或者自己创立一个。所以桀骜不驯的孙悟空先是做了唐僧的门徒，然后被收入“西天”编制；而打虎的武松、率性的李逵，也必须乖乖跟着宋江上了梁山。

英雄文化共同的特点是善恶分明，但在西方，所谓“恶”的标准是有限制的，他们或是恶龙、巨人之类的怪物，或是极端残暴者以及异教徒，而两个君主间的争斗并不被当作善恶之争，人们往往把争斗双方的英雄一同讴歌，哪怕其中一方是自己的敌人。在大仲马的《三剑客》系列和波兰显克维支的《十字军骑士》中都有这样的倾向。事实上这是文人们对民众英雄观的迎合和妥协：对西方人而言，英雄是个性的，即使敌人的英雄行为也应该歌颂。在中国则完全不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敌人就是敌人，即使他像《三国演义》里曹操对关羽那样慷慨，《说唐》中宇文成都那般英勇，也很难得到说书人一个字的褒扬。说到底，这是中国大一统文化和西方领主经济的差异所带来的。

西方英雄文化中充满了对女性的赞美和追求。中国英雄文化中的女性就没那么好命了，运气好的，如同被赵匡胤送回家的京娘，同行千里，却连半句亲昵的话都没有；运气不好的会像貂蝉那样，逃不脱被关羽月下斩断影子而香消玉殒的命运，甚至变成水浒英雄复仇尖刀下的鱼肉。《荷马史诗》里特洛伊城因为王子劫来海伦而被围，仗打到第十年，海伦上城墙劳军，目睹她美貌的特洛伊将士欢呼“为她再打十年也值”。特洛伊城陷落后，海伦仍回到故国，继续做她的王后，倘是在中国的英雄文化里，她早就被贬作祸水、永不超生了。

英雄文化是浪漫的、夸张的，但同样也是现实的影子。它们在中国和西方的影子有如此差异，正是两地间历史、社会人文差异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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