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石刻 关林
2006.5.5
龙门,古称伊阙,隋唐以后,泛称龙门,沿用至今,位于洛阳市南12.5公里处。
这里青山耸翠,东西对峙,伊水汪洋,从中北流,是闻名中外的我国三大佛教艺术宝库这一。
龙门石窟造像密布在伊水两岸,东西两山的峭壁上。
龙门石窟始创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494年)前后,历经从东魏到北宋诸朝500余年大规模营造,
使大大小小的窟龛像蜂窝一样,密布在伊水两岸峭壁上,南北长达1公里余。
据1962年统计,两山现存窟龛2100多个,造像10万余尊,最大的造像高达17米多,最小的仅2厘米;
造像题记和碑碣3600块左右,佛塔40余座。北魏造像占三分之一,全部在西山;
唐代造像几乎占三分这二,大部分也在西山,武则天时转移到东山。
龙门石窟在雕刻艺术史上占有非常主要的位置,巨大的造像是东方雕塑的典型。
龙门山青水秀,自古就是人们游览胜地。历代文人学士关于描写龙门风光的诗词有千百篇,
李白、白居易、欧阳修等许多著名诗人都有题咏。唐代诗人白居易曾说:“洛阳四塞山水之胜,龙门首焉。”
“龙门山包”,历来被誉为洛阳八大景之首。
宾阳洞共三洞,最主要的中洞是龙门石窟群中最为富丽堂皇的一窟。
主佛释迦牟尼像通高8.4米,是北魏造像艺术的代表作。
石窟上方就是杂志中常见的飞天。她们或在流云中自由翱翔,或手捧圣果凌空飞舞,
或奏乐高歌,或布撒花雨,姿态轻盈,神情优雅,令人叹为观止。
路边的石崖上也刻满了袖珍小佛,
看看它被每天路过的游人摸得光溜溜的。
摩崖三佛龛凿造于武周时期,所造三佛代表过去、现在、将来,是典型的三世佛题材。
弥勒佛为主尊居中,左、右二结迦坐佛;以弥勒为主尊的三佛题材为中国石窟所罕见。
该窟为武则天建立武周政权制造佛教神学舆论所开凿,宣扬武氏为弥勒下凡。
因武氏晚年发生了张柬之策动的政变,武周政权结束,该窟随即中辍,因此造像仅为毛坯,比较粗糙。
万佛洞是专为唐高宗、武则天做“功德”而开凿的功德窟,得名于窟内南北两壁所雕15000尊小坐佛。
负责营造这座洞窟的主持人是两位女性:朝廷的女官姚神表和出家尼姑内道场智运。
窟内造像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二狮子;主佛结跏趺坐,头饰波状发髻,面相丰满圆润。
万佛洞的宗教主题与“皇帝即佛”的创作意图相结合,造就了天国主宰即是人间君主的至高无上的气概,
显示出大唐帝国的雄风。满壁生辉的万佛及洞窟群像的雕刻,相互映衬,使整座窟室洋溢着令人敬畏的氛围。
无论群像布局还是人物刻划,万佛洞可谓神形兼备,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大唐帝国繁荣昌盛与文化艺术的高超造诣。
万佛洞外的崖壁上密密麻麻的小坐佛。
这个洞窟的名字不记得了。看着这些崖壁竟让我想起了西方教堂壁画上的众神。
莲花洞是利用天然溶洞开凿而成,又名伊阙洞,开凿于北魏晚期,因窟顶浮雕有一朵美丽的大莲花得名。
主尊释迦牟尼像,为立像,身着袈裟,似为释迦牟尼佛不远万里,一路风尘,从遥远的印度来到中国弘传佛教。
两侧浅浮雕众位弟子,迦叶、阿难随侍左右,亦步亦趋。菩萨像清秀华丽,仿佛显现着佛陀世界的庄严和繁荣。
穹窿顶上雕有一朵硕大精美的莲花;围绕莲花还有6个手捧果品、迎风飞翔的大型飞天浮雕,婀娜多姿,
生动传神,而天衣、云彩随着天女的舞动,如随着音乐的旋律在翻飞飘扬,使整个藻井一改宁静幽深,变得灵动。
精美的雕像,林林总总,美不胜收,徜徉其间,倍觉佛国景象。
窟顶的莲花,美央绝伦,生动逼真,精细繁缛的文饰雕刻使整个洞窟充满典雅、祥和的气氛。
奉先寺是龙门石窟中最大的一个,雕凿于唐代,是武则天贵为皇后的时候,大约完工于公元675年。
672年武则天捐了一年的脂粉钱――两万贯,以助此窟在三年之内完工。
中间供奉主佛叫做“卢舍那”,高17.14米,其中头高4米,光耳朵就1.9米。
据佛经说,卢舍那意即光明遍照。这尊佛像,丰颐秀目,嘴角微翘,呈微笑状,头部稍低,
略作俯视态,宛若一位睿智而慈祥的中年妇女,令人敬而不惧。
现在学术上有争议,有人说他是释迦牟尼的抱身佛,就是释迦牟尼修成正果之后的化身。
奉天寺侧面崖壁上的金刚造像
奉天寺全景
一般的洞窟游人是无法入内的,只有站在洞门的栏杆外观望,那些细腻繁复的花纹,是无法清晰明鉴的,
有隔岸观火之嫌。一些重点保护的洞窟已经封闭起来,不接受参观。
少数几个可以入内的洞窟也需要重金购买门票。瞧这个无名洞窟中,
这位女士将背包置于洞口于不顾,径直翻越栏杆埋头创作起来。应该是位画家吧。
龙门西山石刻全貌
西山北部不远是“白园”,此处安葬着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又称白冢,墓前石碑刻“唐少傅白公墓”六字。
看这片鲤池中,被游人投满了钱币;鱼群却是鲜亮快活,片钱不粘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这首小诗,在每个中国人心里铭刻下多么深刻的印记!
在白冢的四周,随处可见来自韩国、日本、东南亚等各地诗歌团体的凭吊记念的诗碑。
我去的时候,人不算太多。几位中年妇女远道而来,把塑料袋放在身后,在墓碑前一字排开,击掌而歌:
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歌毕,献上献花,混身于游人中,再也分不出来。
回城天还未黑,又去关林转了一圈。
洛阳关林为海内外三大关庙之一,是我国唯一的“冢、庙、林”三祀合一的古代经典建筑群。
旧时帝王墓称陵,王侯墓称冢,百姓墓称坟,圣人墓称林。关羽被尊为“武圣”,故其墓称“关林”。
关林并不大,牵动全球华人的不是那些宫殿,而是关公身上的英雄豪气,
是关公所代表的精神――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忠义仁勇、诚实守信的精神。
近两千年来,关林因厚葬关羽首级而名闻天下。
五月初了,洛阳牡丹已谢。关林后花园的月季却正是时候,点缀着姹紫嫣红的暮春。
关林门前广场上的钟鼓楼。
洛阳王城广场。看见这种玩具马就会想起那组有名的摄影:我们如此卑微却又郁郁葱葱的活着。
说到关羽,转载一篇文章:《中外英雄文化大不同》,来自环球时报,作者贺文玄。
和西方一样,中国的英雄文化也诞生于混沌时期,盘古开天、夸父追日、三皇五帝的传说,都饱含英雄主义的浪漫色彩。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从诗歌到戏剧,从说唱到小说,无数个英雄的时代和时代的英雄,成为一代又一代人耳熟能详的名词。不过,由于滋生的文化土壤不同,中外英雄文化有着显著的差异。
在西方的英雄文化中,“天意”往往站在英雄的对立面,英雄则会通过自身不懈的抗争,一次又一次地挑战宿命,如希腊史诗中始终无法摆脱弑父娶母预言的俄狄浦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和英格兰中世纪徘徊于上流社会和林莽间,不断挑战自身命运的罗宾汉等。而在中国,“天意”往往降殃于百姓和万物,英雄则“奉天”行事,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孙悟空护送唐僧取经是顺应天意,水浒英雄造反也只能反贪官,不能反皇帝,因为皇帝是“天子”,是天意的代表。同样是宿命论,西方英雄文化的宿命里饱含着对命运的不屈;中国的英雄文化却富于一种东方特有的对命运的妥协和变通。
西方英雄是绝对个人中心的,他们虽然也讲义气、重朋友,却始终以自己的利益为最高利益。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不顾可能的后果,出于个人欲望强拐海伦。这个在西方人心目中无损英雄形象的小节,却是东方英雄文化所不能容忍的。在东方,英雄意味着比常人更严格地恪守道德规范,他们还必须属于集体――或者加入,或者自己创立一个。所以桀骜不驯的孙悟空先是做了唐僧的门徒,然后被收入“西天”编制;而打虎的武松、率性的李逵,也必须乖乖跟着宋江上了梁山。
英雄文化共同的特点是善恶分明,但在西方,所谓“恶”的标准是有限制的,他们或是恶龙、巨人之类的怪物,或是极端残暴者以及异教徒,而两个君主间的争斗并不被当作善恶之争,人们往往把争斗双方的英雄一同讴歌,哪怕其中一方是自己的敌人。在大仲马的《三剑客》系列和波兰显克维支的《十字军骑士》中都有这样的倾向。事实上这是文人们对民众英雄观的迎合和妥协:对西方人而言,英雄是个性的,即使敌人的英雄行为也应该歌颂。在中国则完全不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敌人就是敌人,即使他像《三国演义》里曹操对关羽那样慷慨,《说唐》中宇文成都那般英勇,也很难得到说书人一个字的褒扬。说到底,这是中国大一统文化和西方领主经济的差异所带来的。
西方英雄文化中充满了对女性的赞美和追求。中国英雄文化中的女性就没那么好命了,运气好的,如同被赵匡胤送回家的京娘,同行千里,却连半句亲昵的话都没有;运气不好的会像貂蝉那样,逃不脱被关羽月下斩断影子而香消玉殒的命运,甚至变成水浒英雄复仇尖刀下的鱼肉。《荷马史诗》里特洛伊城因为王子劫来海伦而被围,仗打到第十年,海伦上城墙劳军,目睹她美貌的特洛伊将士欢呼“为她再打十年也值”。特洛伊城陷落后,海伦仍回到故国,继续做她的王后,倘是在中国的英雄文化里,她早就被贬作祸水、永不超生了。
英雄文化是浪漫的、夸张的,但同样也是现实的影子。它们在中国和西方的影子有如此差异,正是两地间历史、社会人文差异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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